-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栏[09/07]
-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数[09/07]
-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投[09/07]
-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征[09/07]
-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刊[09/07]
创立海派经济学 全面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访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创立海派经济学全面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访程恩富教授①周肇光(上海金融学院经济系,上海)中圈分类号:C1;F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f20晒)03—0233—04周●光(以下简称周
创立海派经济学全面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访程恩富教授①周肇光(上海金融学院经济系,上海)中圈分类号:C1;F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f20晒)03—0233—04周●光(以下简称周):程教授您作为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又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吏学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等学会的副会长。也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及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的专家。您的学术影响已深受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与肯定,并且,您从中学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至今,即便在十年动乱期间您都依旧在系统钻研马列原著,是否可以就此问题谈一下您的感触?程思謇(以下简称程):1950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文革”前在中学读书时就对政治理论课特另Ⅱ感兴趣。1969年3月,下乡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劳改局(嫩江县)七星泡国营农场七分场,成为“知青”中的一员。在那里,我一边积极的参加生产劳动,一边组织几位上海“知青”成立业余读书小组。当时,我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a因为难读,有时一小时只读半页或一页,但还是坚持了下来。所以,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之前已经接触过这方面的教材和经典著作,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一高深理论。周:在复旦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就留在了经济系任教,这期间,您系统地钻研了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文献,并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程:在大学与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阅读了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我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倒为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①程恩富教授的介绍见插页1。收稿日期:—02一18作者简介:周肇光(1952一),男,安徽绩溪人,上海金融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不过。我计划65岁以前,还是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撰写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论著。在复旦的年代,我主要是师从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两位教授,并接替他们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地讲授马克思<资本论》1--3卷课程,同时还主讲《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的课程。他们做学问和为人的精神对我影响较大。另外,蒋学模等前辈经济学家均在各方面对我有教诲,有帮助。所以,我在复旦大学奠定了较深厚的经济学基础,形成了做学问的风格。因此,我的学术成长首先归功于复旦的教师和学术传统。1989年,我调至上海财经大学以来,复旦的老师仍深深地关怀着我,支持我的学术工作。比如,张薰华教授已年过八十,但都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沙龙;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一些创新观点在发表前,我依然习惯于请教洪远朋教授;政治经济学大师蒋学模教授,这些前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我,并经常给予鼓励。周:作为“四代四杰”之一,您认为承上启下的第四代经济学家在学术风格和人格方面应具备哪些素养?程:学术上“仿苏”的“左”倾时代结束了,但“仿美”的右倾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后者还伴有“一切向钱看”的市场风气。这些都影响着我们做学问。学界、商界与官界,三界各有各的目标和氛围。我觉得,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必须独立自主地做学问。这很重要。周:1994年,您曾发表《2l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较早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l世纪初。也正因为如此,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程: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并对高·233·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然而,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良与若干不良倾向并存的实际也是人所共知的。主要是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这一阶段的历史跨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由于‘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没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但此时,前苏联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勾勒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框架,并取得了伟大成就。于是,当自己还缺乏实践的经验时,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便被当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真知”。这样,在经济学上也开始模仿前苏联。1952年,斯大林的
文章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cjdxxbzz.cn/qikandaodu/2020/1019/388.html